小时候玩军棋，让俺们明白了司令是大领导，通吃军长师长团长，威力巨大。这会儿才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司令的实力，司令同志乘专机来南宁视察，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伊尔76，军机的气质还是不一样的。
      军机再帅，驾驶飞机肯定是指望不上，当务之急是练好汽车。每天应付各种繁杂事务，能够用来完成预定计划的时间太少，已经不得不把练车时间安排在夜里8点，折腾之后再返回，疲惫不堪。记得先前有牛人说，在忙碌中挤出时间来做一些非紧急事务，尤其是为长远目标而设定的计划，定能收获未来。

      道貌岸然的博士们喜欢讨论一切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从金融衍生品到小趋势悖论，从结构模量到道面板脱空判别，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至少远离我们可爱的现实生活。可是，同样是虚幻，其实人们是不抗拒谈论风月的。咳，如果有人一起谈论风月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      但谈论风月的成本之高，常常超越我们的承受能力。除了青梅竹马，除了邂逅间、不经意间的触动，正儿八经的风月都是高成本的，甚至还是不稳定的。时下金融成了热门话题，流动性是一个时常被提起的关键词，流动性提高了，标准化程度提高了，相应的真实价值更容易得到实现。对于单身男女们而言，流动性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信息不对称，有人想娶，有人想嫁，可信息不畅通，街头搭讪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。流动性差了，其直接后果之一是，男男女女都在做着白日梦，男人们号称喜欢追求自由，女人们亦在挑挑拣拣中老去。而事实是残酷的，绝大多数男人终将成为风化严重的破石头，而非传说中的钻石；幸运的灰姑娘，想必也是寥寥无几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，可最终都“俗套”的落入风尘中，养家糊口，添丁续火。
      于是，也许有许多人愿意想象一个合适的模型，将每一个希望告别单身的个体进行归一化处理，通过某种类似于积分变换的莫测手段，得到具有可比性的序列，很快，寻求最优解化简为一个相对容易的问题，省却了无数吵吵闹闹、分分合合的折腾，直奔主题，目标明确。哈哈。
      个性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从某种意义上看，个性化既满足了个体自由延伸的愿望，在一定程度上又实现了差异化的自我增值。对于一个供过于求的需求场合而言，差异化是赢得竞争的上等策略，遗憾的是，婚姻显然不是一个具备充分竞争的市场，信息不对称是其显著特点。男人和女人都声称趋向于成为“宅人”，流动性的降低大大提高了交易的现实成本和风险成本。于是，我们重演着股市的犯错模式，就像熊市里捂着股票一样，“没遇到合适的”“我不急”“过几年再说”“随缘吧”“我喜欢现在的自由自在”，借口不一而足。慢慢的，风险开始累积：我们捂着股票，期待着市场反弹，亏损越来越大，股票持续下跌，连雷曼这样的百年老店也有倒闭的时候，是折价割肉，总结教训，还是继续捂着？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，因为，股票或许还有反弹的那一天，而青春，却实实在在的--不会再回来。

      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历史和哲学题材的人物访谈是令人倍感兴趣的阅读内容，与智者对话，聆听大师的阐释，总能找到许多令自己耳目一新，或者倍感共鸣的话语。时下的全球金融风暴，让各类经济话题占据着各种电视媒体、纸媒体，这种铺天盖地的势头，让一大堆经济概念为人们所熟知，一如当然大牛市时期，让股票冲进了菜市场，冲进了修鞋老大爷的口袋。
      毫无疑问，林毅夫是一名经济学大师，是一名智者。中午在饭桌上，或许是酒精作用，大家热烈的争论着即将推行的土地新政，冷眼旁观外面世界热闹的经济风暴，一时不可开交。晚上看到报纸上登载着林毅夫的专访，细细读来，拜服。关于这场危机的教训，林先生总结了两点，其一，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，却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。其表象是，这次危机的前因，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，为避免经济长期萧条，格老用连续27次降息的方式来刺激房地产市场，虽然度过了网络泡沫破灭危机，却促成了房地产泡沫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。第二个教训是，金融创新的隐患，华尔街大量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，好处多多，获利多多，却缺乏必要的监管，那些复杂的金融摇钱树，终于酿成大祸。
      这两个朴素的道理，事实上可以更广泛的引申，无论是政府，还是企业，甚至我们个人，其实常常犯这两个错误。最简单和直接的一个例子，我们当初极力控制人口，制定政策之初，想象到了人口减少、人均GDP增加带来的数字快感，却既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，更未更多的担心未来人口结构扭曲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。
      林先生告诫说，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。不要等到我们也“拉美化”的那一天，追悔莫及。我们从懵懂时代开始被灌输“政策”二字，而所谓大政方针，其实都是一个个大活人，一个个也会犯错，一个个更有利益诉求的人们所制定的！几乎从90年代，开始慢慢懂得大大小小决策的时候起，我们看到的，是高歌猛进，为经济发展扫除一个个障碍，实际上，我们有意无意的，在为社会的前半阶层提供了更多的发展自由度，基数本来存在几何级差，发展速度也相差很大，于是，几乎不可避免的，两极分化在加剧。我们需要发展来维系稳定，可是，如果发展不是全面的，那稳定注定就是脆弱的。
      早上的新闻报道，丰田公司3季度销售额同比下降4成，钢铁降价，石油降价，民航客流量的大增幅不再出现...萧条时代，正在或即将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

      时隔30年，又一个三中全会，土地问题再次成为登上历史前台，允许土地“流转”将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举措。就像30年前的决策一样，我相信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将对现有的社会体系造成重大的变革。可是，基于一贯的保守和偏执，人们却难以相信这一次的转变能够获得能够比肩30年前的那个转变的历史声誉。

      纵观历史，土地问题历来与社会稳定和国家兴衰休戚相关，“耕者有其田”甚至一度成为我们评价历史上众多政治集团是否具有“历史进步性”的标杆。当然，不能无视今日之现状：GDP30万亿，第二第三产业已然发达，如果一味顽固坚持老套旧俗的“唯物主义历史观”，似乎很可笑很幼稚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一味的追求“解放”生产力，盘活社会资源，而缺乏足够的、甚至是适量的保障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措施，那么任何重大的变革，尤其是触及那些群体根本利益的变革，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在每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中，特别是在如今发达的商业社会，制度缺失，冒险家云集，弱势的大多数，会在这场新的利益流转博弈中，收获什么，失去什么？每年的1号文件都讲三农问题，而实际上，这却又是难度最大、见效最少的难题，“建立现代农业”在更大的范围内，很大程度上停留于纸面、缺乏足够的实际效果。30年来，改革早已步入攻坚，每一个步伐都是沉重而又充满争议的，自待历史评说。真正令人忧心的是，或者说，我等杞人忧天的是，每一个重大变革背后，都暗含着诸多强势利益的涌动，而缺乏话语权，更无决策权的弱势的大多数，几无保障自身最后利益的办法。

     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，三农问题在苦苦寻求突破，土地制度的变革或许是最后的狠招。取消农业税、增加农业补贴、减轻农民子女教育支出，这些措施事实上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，难以在根本上改善三农困境。允许土地使用权的“流转”或许是一个机会，只是，我们的农村土地模式的发展方向，是拉美模式，还是韩国模式，还是海峡对岸的模式，或是菲律宾的模式，其间有着诸多的不确定；在争议中，我们或许坚定的选择了其中的一条路，或许会打造出某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，无从而知。我们也只能向前走，才可能走出先前的泥沼。